霍勇：患者的心脏好了，我的心也安了

患者的心脏好了，我的心也安了。这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首席专家霍勇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为了这句话，他引领着新一代的心血管人共同前行——5500余家胸痛中心、10000余个胸痛救治单元的建立，挽救了280万急性心梗患者生命，院内死亡率从10%降至3.7%；中国人H型高血压高患病率的科学阐释，为我国更有效开展脑卒中预防提供了关键科学证据；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近40份政协提案，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血管健康献策建言。风雨兼程40年，他不忘初心，见证并参与了让心血管病救治从险阻变通途的每一步！

冬日的清晨，霍勇早早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穿上他最喜欢的白大褂，倒上一杯热水，开启一天的看诊工作。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40年，但对他而言，每天都有新的挑战。面对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不断攀升，患者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他意识到，只有加快攻克难题的脚步，中国人的心脏健康才能得到保障，而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心血管医生最诚挚的梦想。

繁忙的门诊结束后，霍勇谈了很多，对他而言，40年从医生涯很短暂，短到用一句话就能形容：患者的需求就是医生的使命；40年从医生涯也漫长，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很艰辛，但每一步都很踏实……

重普及，百花齐放春满园

1987年，霍勇离开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一名研究生，对他而言，这是一段新的启程。在时任汪丽蕙院长和朱国英教授的指导下，霍勇心血管病诊疗技艺得到了长足进步，很快，他在日常的疾病诊疗中已经能够独当一面。随着霍勇接触的国外先进技术越来越多，他再一次点燃了学习的渴望，从1993年起，他先后成为美国哈佛医学院访问学者、法国南锡大学医学中心客座医生。在1996年学成回国后，他的人生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那时候，我国的心血管病介入技术尚属起步阶段，能够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医院凤毛麟角，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死亡。当“要把所学的冠心病介入技术推广至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想法萌生出来时，霍勇也曾彷徨，但是在汪丽蕙院长、朱国英教授等导师的支持下，霍勇决定坚定地走下去。1996年，一群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轻心血管介入医生共聚一堂，切磋交流、以技会友，从此，以“普及、规范、提高”为宗旨的中青年介入心脏病学论坛（后改名为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CCIF）开始起步，而霍勇正是论坛的主创人之一。20多年来，介入论坛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为冠心病介入技术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霍勇更是亲力亲为，跟随着介入论坛的脚步，他走遍了全国500多家医院做技术教学和指导，在他看来，一枝独秀不是春，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全面提升我国的心梗救治水平。而每当身心疲惫时，当地年轻的心血管医生们亲切的呼唤一声“霍老师”就是支撑他前进的巨大动力。“能将‘老师’和‘医生’这两个崇高称谓集于一身，是医生和病患们对我最大的肯定。”霍勇如是说。

建体系，百舸争流齐向前

走过“普及技术”的最初10年，冠心病介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但如何保障急性心梗救治的同质化成为了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心血管介入治疗管理专家组组长和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的霍勇不得不面对的难题。20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相继开展胸痛中心建设，在发现其管理模式的先进性后，中国的医院也开始申请美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但动辄几万美元的认证费用让大多数中国医院望而却步，且由于国情不同，美国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患者被打上了一个问号。2013年，时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霍勇牵头提出建立符合中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特点的中国胸痛中心自主认证体系，这无疑是对我国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发展再次注入一剂强心针。

“充分借鉴心血管病诊疗技术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手段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疾病防治体系符合每个医院的实际需求，更符合每个患者的切身利益。但胸痛中心建设之路并不平坦，从2013年到2016年的艰难起步到2016年提出3年建设1000家胸痛中心加速计划再到2019年1000家胸痛中心认证目标达成，胸痛中心一步一个脚印推进着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率和救治效果的提升，如今，5500余家医院参与建设胸痛中心，2500余家胸痛中心通过认证，10000余个胸痛救治单元建立，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至今霍勇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时仍然无限感慨。他直言：“在看到中国心肌梗死救治时间从115分钟缩短到75分钟，院内死亡率从10%降低到3.7%，累计救治心肌梗死患者达280万这些鼓舞人心的数据时，我对中国心血管事件下降拐点的到来又充满了希望。”

寻证据，咬定青山不放松

“上医治未病，治病重要，防病更重要！”从医几十年，霍勇时刻这样提醒自己。“医生的本职工作是治病，但随着你站得更高，或者对疾病的理解更深刻时，你就会知道治病并不是医生工作的全部，医生存在的价值是为了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更加健康地生活。做好预防，可以惠及更多患者，这才是最符合健康理念的手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霍勇开始注意到脑卒中的发病与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基础疾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脑卒中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带着对医学科学问题的求知欲，霍勇团队开启了脑卒中一级预防的课题研究，研究发现，同型半胱氨酸升高是我国卒中发病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霍勇团队提出了科学假说，即同型半胱氨酸在中国普遍偏高是由于叶酸缺乏引起，给高血压患者补充一定量的叶酸，可以有效减少我国卒中的发病率。为了验证这一“假说”，霍勇带领团队从1995年开始一直钻研到2013年研究正式完成用了整整18年，18年如一日的探索，让霍勇团队终于摸清了H型高血压与国人脑卒中发病率之间关系的真相。由其主要推进的CSPPT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在具有充分循证医学证据的降压药基础上，补充恰当剂量的叶酸，对预防中国人群脑卒中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

CSPPT研究作为全球最大的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为中国高血压以及卒中指南的修订提供了A类证据，也是中国精准医疗的一座里程碑。该研究获得了国内外心脑血管疾病专家们的广泛认可，杰出的研究成果也是对霍勇近20年来的艰苦付出最好的回报。

献智慧，深知躬行出卓见

2013年起，霍勇连续3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医药卫生界别政协委员，霍勇坚持立足医学、回报医学。10年间，他提出了近40份政协提案，包括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与慢病管理常态化联动机制；完善我国县域急救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补齐心脏康复的短板，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效率等等。这些提案较为全面地覆盖了心血管疾病的防、救、治、康生命链条的建立，为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的救治争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对霍勇而言，政协委员的履职并不只是在两会期间，更多的功夫要下在平时。“我每年会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抽出一定时间，走到基层社区、田间地头主动了解百姓的医疗需求，足迹遍及西藏、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目的就是掌握鲜活的一手材料，让提案更具生命力。”

当问到哪份提案令霍勇印象深刻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是2014年全国两会提交的那份建立胸痛中心体系的提案，正是这份提案才促成了未来10年胸痛中心发展从星火到燎原。一份高质量的提案一定要立足国家与时代之需，紧扣社会百姓所思所盼，并且有可实施、可执行的路径，最终才有可能被听到、被看到，才能有回应，能落地，最终造福于民众。”

2018年起，霍勇还担任了国家监察委员会首届特约监察员，除受邀参加座谈会、“走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相关活动外，他也积极建言献策。在列席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时，霍勇对医疗反腐提出了建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查处腐败典型案例，堵塞制度漏洞，加强教育引导，让医务人员真正回归医者本心。”谈及不同身份的转换，霍勇说：“作为医生，职责就是帮扶病患；作为特约监察员，则要发挥好参谋咨询、桥梁纽带和舆论引导作用。身份虽有不同，但肩上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爱病患，一片冰心在玉壶

回顾过往40年，霍勇所做的很多事都超出了医生的范围，但是仔细想来，每件事都是基于医生的本分和对患者的关爱。他有很多身份，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医生”，因为对他而言，患者的事最重要！

有人说，做医生时间长了，生老病死早已司空见惯，心也就变“钝”了。从医40年，接诊无数，面对病患，霍勇依然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他说：“做医生到任何时候都不能麻木，都要有同情心。”虽已年过半百，但他的“记忆力”却惊人：无论时隔多久，他都会记得患者的名字，记得患者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血管病变的大致情况。他会关心患者有没有新的症状，关心患者有没有规律地做好康复。对此，霍勇轻笑道：“这不是记忆力好，只是多用了一些心在患者身上。”

好多老病人都有霍勇的电话，会经常因为一些小事给他打电话。因为社会任职众多，霍勇的日程安排总是非常紧张，他经常会忙得顾不上吃饭和陪伴家人，但他从来不拒绝这些患者的电话，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回答。对他而言，富有人情味是医生最高尚的品德。

一位在京郊打工的河北籍女工因急性心梗入院，接受介入治疗后脱离危险。因患者家中贫困，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和后续治疗成了大问题。霍勇得知后，四处奔忙，申请减免手术费用后，又为患者申请了术后康复期的免费用药。

“急患者所急，供患者所需，这是医生的本分。”霍勇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坚定且有力。

“为心所动、向心而行。”不难看出，40年的风雨兼程，霍勇所思所行，皆是在践行这八个字蕴藏的深刻涵义：一切发于医者的本心，一切为了患者的身心——“患者的心脏好了，我的心也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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