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日记：扶贫故事·易地搬迁挪新窝

    蒋庆厚去年搬进了分散安置的新家。　邢翀　摄

　　中新网湖北保康简槽村5月25日电 (邢翀)来简槽村的路上，便能看到很多新式住宅。白墙黑瓦，苍翠掩映，一幅田园风光。

　　在简槽村里，记者走访了很多易地搬迁户。他们的老房子多是年久失修的土坯房，距离集中点较远，通行不便。在宽敞明亮的新家里，记者能从他们热情洋溢的脸庞和淳朴简洁的话语中感受挪新窝的喜悦。

搬迁户的老房子多是年久失修的土坯房，距离集中点较远，通行不便。　邢翀 摄

　　“新鲜”，当被记者问到新家的感受时，80多岁的蒋大娘这样回答。虽然年岁已高，但蒋大娘腿脚十分便利，耳不聋眼不背，看到记者来了，还一直要端茶倒水。

　　去年底，蒋大娘跟着儿子蒋庆厚搬进了125平方米的新家。记者看到，卧室里摆着席梦思大床，卫生间里有淋浴设施，火炉子也是新的……

　　“要不是政府帮扶，可住不进新家，两个孩子上大学也有困难。”51岁的蒋庆厚告诉记者，自己住进新家，几乎分文没掏。他是县交通局局长王凤鸣的扶贫对接户，去年住进来时王凤鸣不仅组织搬家，还带来了生活用品。

简槽村还有13户集中安置户。　邢翀 摄

　　简槽村里，除了像蒋庆厚这样的25户分散安置户外，还有13户集体安置户。

　　54岁的刘元厚住进了位于集体安置点的新家。他告诉记者，老房子恰好在山崖脚下，一条河的对岸又是万丈深渊，老屋距离最近的一户人家还有三公里远。在这样的位置修建新屋不太现实，原料运费贵暂且不提，就是运过来也非常费时费力，修建难度也很大。

　　于是，去年底，刘元厚和老伴以及患有智力障碍的姑娘搬进了新家。除了与蒋庆厚有同样的喜悦外，老刘还有一点担忧。

　　“新家哪哪都好，真的沾了国家政策的光。”刘元厚顿顿说：“唯独一点，就是离自己的田有些远。”

简槽村的集中安置点。　邢翀 摄

　　老刘的地还在老屋附近，位于简槽村最为偏远的地带，距离新家还有六七公里。这几天正值烟叶移栽季，老刘都是早上五点起，中午在老屋做点饭，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要是能一直这样，其实也挺好。”老刘说，按照政策，搬入新家的农户要把老屋子撤掉，可他的老屋一撤，回家种田就没个落脚的地方，种田的农具、收下的烟叶都没地放，要是种田时再刮风下雨，可能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找不到……

　　老刘的担忧不无道理。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尤其是在保康这样的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从对象识别、科学选址到施工建设、搬迁入户，易地扶贫搬迁在追求“精准”的同时，面临的难度也相对较大。

来简槽村的路上，便能看到很多新式住宅。白墙黑瓦，苍翠掩映，一幅田园风光。　邢翀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对记者表示，中国在易地扶贫安置方面拥有三十多年的经验，多数易地扶贫搬迁者在搬迁后，明显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相当多的扶贫对象摆脱了贫困。“今后在安置过程中，需要考虑搬迁户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在短期内，尤其要帮助搬出后生计安排还不确定的农户利用好原来的土地。”

　　针对搬迁条件和利益协商等问题，吴国宝建议，可以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性运作或政府协助将土地转给有兴趣的公司或个人经营，搬迁户获得固定收益或分红。

　　搬了新家，产业不能丢。保康县在易地搬迁中提出，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强调实现搬迁户的“造血功能”。去年，蒋庆厚的烟叶收入近4万，青椒收入也有1万多。刘元厚也靠烟叶和青椒种植有三万多入账。简槽村全村已于去年底脱贫销号。

　　易地搬迁挪新窝，在昔日的贫困村里，有了越来越多崭新的房屋，见证着山村的变迁。(完)

（责任编辑：媛媛）